穷途末路遇知音（1 / 2）

穷途末路遇知音

1932年10月15日夜，患胃溃疡病的陈独秀，正躺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居室的病榻上呻吟不已。因托派内部出卖，一批国民党特务荷枪实弹冲上楼去，踢开门，大声吼道：

“不许动！陈先生被捕了！”

54岁的陈独秀，虽然病魔缠身，但脸庞清癯，蓄着微髭，头发微白，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地穿上淡蓝色的哔叽长袍，戴上黄色呢帽，像欲出门探亲访友似地在房内踱了几步后，带着浓郁的安庆乡音，对正在翻箱倒柜的特务说道：

“走吧，先生们，我这里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可翻的，快些回去向蒋先生领赏去吧！”

特务把他押上了囚车。到了租界巡捕房，陈独秀看见先行被捕的彭述之等人时，幽默地说道：

“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先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

名为公共租界的法庭，早与国民党暗中勾结，对陈、彭等人轻描淡写地审问几句，便把全案人犯引渡给了上海市警察局，关押在侦缉队。那时的上海，提起这个侦缉队，令人毛骨悚然，它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的龙华警备司令部一样，是臭名昭著杀人不眨眼的鬼门关，只要落入魔掌，十分八九难以生还。侦缉队长慕陈独秀的大名，拿出纸墨请陈独秀写几个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执笔一挥，写了“还我山河”和“先天下忧”两个横幅。那个侦缉队长估计，陈独秀的生命不会太长了，将来这几个字便是墨宝，价值连城。而陈独秀却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胸怀，表现了浩然之气。

同年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电令上海市政府将陈独秀等人谨慎押送南京。是日夜晚，上海车站戒备森严，陈独秀等被押上京沪车上，关在一专列车厢内严加看守。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向南京方向急驰而去。在车厢内，彭述之等人心情沉重，此去南京凶多吉少，只怕性命难保，怎么也不能入睡。然而，陈独秀伴随着火车有节奏的“轰隆轰隆”声，“酣睡达旦，若平居无若然”，火车到达南京下关，当押解特务把他叫醒时，他还慢慢地伸伸手，松松筋骨，打着哈欠。滔天大祸生死关头逼在眼前，他仍从容不迫，泰然处之，这“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境界，一时传为佳话。

押解南京后，陈独秀被关在老虎桥监狱一个单独的小院子里，开始了他那漫长的5年监狱生活。这座高墙、铁门、电网森严的监狱，始建于清朝末年，以关押政治犯为主，规模并不大，占地约两英亩左右。这座被标榜为“江南模范监狱”。因其位于“谈虎色变”的老虎桥北侧，似乎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毛骨悚然的色彩，故俗称为“老虎桥监狱”。

一天，一位身材不高，梳着蓬松短发，脸庞浑圆，年轻貌美的女子，胆怯怯地来到监狱门前，操着上海——南通口音，轻声地对看守说：

“老总，我要探望陈独秀先生，请你通报一下！”

看守见这位满面含羞的女子，以为是陈独秀的女儿，于是便自然地问道：

“你是陈先生的女儿吗？”

这一问，顿时使这位少女脸色羞红，腼腆起来，只是摇头不语，而且低下头尴尬地看自己在地面上划杠杠的脚尖。

“监狱规定，凡来探监者首先要通报姓名，以及和犯人的关系”。看守解释说。

“我姓潘，名叫兰珍，是从上海特地来看陈先生的，至于我和他的关系嘛……你向陈先生一通报，他就知道了。”这位女子，既羞羞答答，又十分尴尬，几乎从牙缝里挤出这些话。

看守见她这副神色和羞涩的样子，心中也略有几分明白，于是，跑进小院向陈独秀通报去了……

这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陈独秀1930年落难时，与其同居的第四位妻子——潘兰珍。

潘兰珍，又名潘若兰，或潘运仙，生于1913年左右，江苏南通人。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

4岁那年夏天，紧靠长江下游北岸的南通，一场来势凶猛异常的台风和暴雨，把庄稼、房屋、牲畜……一切东西都尽裹于其中。风过去了，雨停了，却落下一片汪洋……灾难降临，人们携儿带女，背井离乡，纷纷外出逃荒活命。潘兰珍的父亲，母亲含着泪水，抱着她，随着逃荒大军来到了举目无亲的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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