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布署重兵

蒋介石布署重兵

中央红军在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斗争和遵义会议召开期间，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指示和作战部署，一方面进行地方工作；另一方面进行了休整、训练，以提高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部队又补充了大量兵员，增加了部队的新血液，准备反攻。

在这12天时间中，敌情又发生了新变化。在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抵达遵义地域后，蒋介石判断红军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向东回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二是入川与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渡金沙江西进。当时蒋介石估计第三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的军事行动困难太大。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已走过这条路，结果全军覆没，说明这是一条绝路。蒋介石基于这种判断，在遵义地域加强了兵力部署，企图堵截围住红军，一方面可达到阻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或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目的；另一方面企图把中央红军限制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再调集川滇湘黔军及中央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围歼红一方面军于黔北地区。为了实现其如意算盘，将其高级幕僚贺国光、杨永泰等，组成“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搬到重庆。当时，敌兵力部署是：东面，命令湘军刘建绪部共4个师进至黔东乌江东南岸；川鄂边徐源泉部进至酉阳、秀山，与刘建绪联防，构成黔东阻截线；北面，命令川军刘湘部与贺国光组成“川南剿总”，由潘文华任总指挥，率二十一军进至泸州，共调集川军14个旅43个团的兵力，沿长江布防，并以3个师8个旅进入川黔边境，阻击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入川腹地；南面，以中央军薛岳兵团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共8个师，在中央红军右侧后跟进，直扑贵阳而后出清镇北上；西面，命令滇军龙云派参谋长孙渡率领3个旅在昭通、镇雄、毕节一带布防，封锁江面，阻截红军入滇；同时，命令王家烈二十五军5个师、3个独立旅在乌江以北、赤水土城以东堵截；又令桂军廖磊部2个师向黔南独山、都匀进兵，奥军2个师开赴柳州，参加围歼红军的战役。总计，蒋介石调集了160多个团40万重兵，对红一方面军实行“围剿”。

其时，红一方面军只有兵力16个团3万多人，并且是进入新区，根据地尚未建立起来。因此，无后方依托，而且长期避战退却，又受博古、李德单纯防御路线的另一极端的影响，存在拼命主义；并且还存在着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的情绪。因而，红军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灵活机动性不大。

基于这种形势，党中央和军委，对红一方面军面临的严峻危险环境，进行了分析比较之后，认为，中央红军是处在两江之间，回旋地区有限，且在敌军重兵包围之中，对红军相当不利：又根据四方面军提供的情报，说四川军阀内部之间矛盾重重，政治条件较好，并且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建立了根据地，四川的经济条件也比贵州富裕；而且中央红军东出湘西、西出云南或向南，都是对红军不利且不可能，只有北出四川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一是可以在政治上利用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二是在军事上能得到四方面军的配合；三是在经济上红军可得到生活保障；四是在地域上是一个背靠西康空无敌人的有利的区域。红一方面军到四川西部创建根据地，可以使红军得到大发展，进而河北出陕甘，东指豫鄂，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基于此认识，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下，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渡赤水、过长江、北上川西，“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为贯彻遵义会议决定的新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于1月19日离开遵义地域，挥师赤水，准备在四川的叙州、泸州之间北渡长江，创建川西新苏区。中央红军遵照朱德命令，分三路纵队——红一军团全部为右纵队，从桐梓、松坎出发；红九军团、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从遵义、湄潭出发；红三军团为右纵队，从赖板凳出发。中央红军这三路纵队，经桐梓、松坎、温水，东皇殿，吼滩、李梓关、河坝场等地，向赤水河下游土城地域挺进。

1月20日，中央军委下达《渡江的作战计划》，分析了当前的敌情，制定了中央红军初步作战任务。这就是：

1.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附近地域、渡过赤水河、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过江。

2.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的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

3.在尾追之敌紧逼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江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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