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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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周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序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等；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

三股力量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建立了联系，陈独秀的住所变得热闹起来。这天，一辆黄包车停在陈独秀家楼下，车还没停稳，就一跃而下一个中年人，面容削瘦，架着一副眼镜，一件破旧的棉大衣把全身裹个结实，此人就是《星期评论》的编辑李汉俊。他１２岁东渡日本留学，精通日语，而且英语、法语、德语也讲得很好。他在日本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精通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陈独秀自然是志同道合。他一步并两步跨上楼梯，陈独秀正在为《新青年》撰稿，一听这脚步声，就知道是找他的。连忙打开门，与像火车头一样闯上来的李汉俊差点撞上，陈独秀笑着说：“汉俊是你呀！快进来吧。”李汉俊一进屋就压低声音，兴奋地说：“独秀，你还不知道张闻天的事情吧？”陈独秀把一杯水放到李汉俊面前，说：“怎么了？这么高兴，喏，喝口水，慢慢说。”李汉俊心不在焉地拿起杯子，喝了口水，然后就马上对陈独秀说：“张闻天是南京大学的学生，今天，他在《南京学生联合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社会问题》，在文末他竟然节译了一段《共产党宣言》，是第２章的１０条纲领。”陈独秀说：“真的吗？那太好了！我要马上见见这个张闻天。”他马上一拍脑袋说：“瞧我都乐糊涂了，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吧？”李汉俊说：“对，不仅你想见，我也想见呢。这个学生今年刚１９岁，真是了不起呀！”陈独秀说：“真是一代新人换旧人喽！”两人相视哈哈大笑。这时，戴季陶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来，两人一看他手里拿着张报纸，就马上明白，他也是来“报喜”的，不禁又是一阵大笑，这把戴季陶倒给弄愣了，但马上明白了，也喜笑颜开地说：“你们也知道了张闻天的事了？”陈独秀说：“刚刚汉俊才跟我说完。”戴季陶说：“现在可正是好时机，《共产党宣言》面世，我们正可以让人们以《共产党宣言》为引子，来理解我们要建的政党。”李汉俊说：“只张闻天译的这点肯定是不够，如果能把《共产党宣言》全部译出来嘛，那才能有号召力和说服力。”陈独秀说：“那当然最好，不过翻译难度太大，翻译此书不但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而且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点头说：“前一阵我托一位日本朋友给我带回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我早就想把它翻译成中文本，但看了几天后，觉得实在是力不从心，就放下了。”李汉俊说：“要不，我们把张闻天找来，让他试试怎么样？”戴季陶断言说：“不行！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他还只是个学生顶多２０岁出头吧，能对马列主义有多少理解呢？”李汉俊马上反驳道：“年龄可不是划分人材的界限，拿破仑带兵打仗的时候，才……”陈独秀马上打断他说，“行了，你俩别抬扛了，我也认为不能用张闻天，一个是我们对这人没了解，再一个，”陈独秀停了一下，瞅了眼李汉俊说：“他毕竟是学生，阅历浅，译宣言一定流于肤浅。所以，我们最好能找个知根知底的社会人士来译它。”李汉俊一听，也觉得有道理，就没再说什么。戴季陶说：“我们可以把张东荪、沈玄序他们都找来商量，没准儿他们能介绍什么人呢。”

这天，戴季陶几人正在小编辑室里讨论如何支援学生的事，邵力子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穿着黑大衣的人，他个头不高，头戴礼帽，扎着领带，一身洋装打扮，鼻子上的金丝边眼镜显示出象一个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戴季陶马上起身招呼说：“你好呀！老邵。”然后转眼望着后边的这个人，说：“这位是……？”邵力子马上说：“来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陈望道。”“啊，你就是陈望道呀！你的大名我可久闻，是与浙江一师的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齐名的四大金刚之一吧？”李汉俊冒冒失失的一嗓子，把所有人都逗笑了。陈望道马上说：“四大金刚可不敢当，在第一师任职确是不假。”戴季陶马上与陈望道握手说：“久仰，久仰，快进屋坐吧。”然后陈望道又与李汉俊、沈玄序握了手，这才坐下。邵力子说：“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本来准备去欧美留学的，但未能去上，却去了日本。”戴季陶几个人都听得一头雾水，心里寻思着，邵力子怎么给我们讲起陈望道这些无关紧要的简历来了，再一看陈望道，神情自若，略微带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只听邵力子还在说着：“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这时，陈望道打住他的话说：“行了，老邵，别卖关子了。”然后，转向戴季陶他们几个，神情正色地说：“我在日本研究了很多有关社会主义的书，懂得一些马克思的学说。我想试试看能不能翻译《共产党宣言》。”戴季陶他们这才明白，一下都乐开了。“怎么不早说，我们正在找译者呢。”“好哇，老邵你竟然耍起我们来了，我还以为你什么时候成了卖家谱的了！”众人都哈哈大笑，邵力子说：“望道常为我们《觉悟》副刊撰稿，上次无意间谈到这个《共产党宣言》的事，他说愿意试试，我就赶快把他给带来了。”沈玄序说：“老邵，你功劳不小，一为望道洗尘，二为赏励你，我们去聚香楼喝一顿，怎么样？”“好哇！”戴季陶说，“我去把独秀也找来，正好可以再商量商量。”邵力子说：“那我们就在聚香楼那等你吧。”

李汉俊跑去找陈独秀，说明了情况，两人就兴冲冲地往聚香楼走去。

聚香楼里，噪杂声一片，人来人往，倒是热闹非凡。一个小包间里，几位文艺界的著名人士几乎都聚到这里了。陈独秀举起杯，对陈望道说：“陈兄，我先敬你一杯，这份宣言如能译出来，这是有利国家、有利人民的天大的好事，但愿你能顺利地完成它。”陈望道一口干掉杯中的酒说：“你们放心吧，我知道这事关重大，我会尽力的。”沈玄序说：“现在风声很紧，而且市里环境也不好，你最好能换到一个地方住。”陈望道说：“这没问题，我可以去义乌县农村我的老家那，我想那绝对安全。”大家一听，都很高兴，又举杯共饮。戴季陶说：“明天，我就把日文版的《宣言》送到你家去。”他一说这日文版，倒提醒了陈望道，他问陈独秀能不能借来英文版的，这样两面可以对照一下译，陈独秀答应去搞到一本。

第二天，陈独秀就去找了李大钊，问他能不能弄到《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本。李大钊听他说明了情况后说：“这很难办，因为这属于禁书，我们图书馆里可能有，但得费点劲才能弄出来，你先回去吧，两天后我给你答复。”陈独秀刚走，李大钊就马上去了北大图书馆，几经周折，才问明了是有《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但锁在库里，没有校长的批准，谁也不能拿出来，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已经被迫辞职，新来的张校长是政府派下来的旧官僚，找他肯定行不通，而且消息还可能被泄露。事关重大，李大钊思先想后，决定冒一次风险，把《共产党宣言》骗出来再说。

当晚，北大的校园里一片寂静，月亮也隐隐暗暗的，李大钊偷偷潜入北大办公楼，拿出早配好的钥匙，打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然后他迅速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公章，在一张纸上印了一下。这时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是打更的在查夜，李大钊一惊，赶快把公章放回原处，轻声推进抽屉，躲到了门后，打更的脚步声远了，李大钊也惊出一声冷汗，等他回到家里，一颗吊着的心才放下来，暗叫一声“好险”！

用这张盖了校长公章的条子，李大钊取出了《共产党宣言》的英译版，为避免怀疑，他又去了另一家图书馆借了《英汉辞典》，然后一起送到了陈独秀那。当陈独秀听了李大钊说他怎么弄出这本书后，不禁佩服地说：“守常，你可真行。”

１９２０年初，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人坐在火车上，眺望着窗外，他就是陈望道，这次是带着两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汉辞典》、《英汉辞典》，负着重任，回义乌县译书，窗外的景色不停地变换着，但无论是哪里，入眼的都是一片荒山、原野，铁路旁的小房破旧不堪，摇摇欲坠。“中国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民啊！”陈望道在心里长叹了一声，越发坚定了要译出《共产党宣言》的决心。火车长鸣一声，进入了小站，陈望道随着人流从车上下来，即使远离上海，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他机警地四下瞅了瞅，确定没有盯梢，这才雇了辆人力车，往家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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